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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了任正非67篇文章,找到了“华为之刚”背后的逻辑

  一个人有自己的性格,一个民族有自身的民族性格,一家公司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。关注企业文化和团队打造的舵舟,简单回溯了一下,好像历史上华为对于诸多事件的回复,都是差不多的套路——一如既往的刚。

  比如很多年前,一个刚北大毕业的年轻人,加入华为一个月,就给任正非洋洋洒洒的写了关于公司战略规划的万言书。原以为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够打动领导,但任正非的回复是:“此人如果有精神病,建议送医院治疗,如果没病,建议辞退。”很刚。

  再比如几年前,有员工吐槽华为的伙食太差。轮值CEO徐直军发话:“研发人员也不是天之骄子,不能要求别的部门对你过度的服务。员工已经是大人了,应该可以自己生活,可以不选择购买公司的行政服务。”很刚。

  再就是几个月前,华为HR胡玲实名举报领导不作为。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,任正非回复了三条,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:“发现一件事、一个人的不合理是容易的事,解决全局平衡的红军要动许多脑筋。大家要互相宽容、互相理解,协商沟通调整。”其实也蛮刚的。

  我们似乎可以看出,今天你“不喜欢”的华为,其实早就是这样子了。如果他们过去不曾因为这个出问题,而且逐年向好,想必这次或许出问题的概率也不大,除非产生了其他连锁反应。

  那么,华为凭什么能这么刚呢?一家公司对外的言行,是由他的核心竞争力,价值观文化决定的。而一家公司的文化,核心竞争力,又跟它的历史发展,创始人关系很大。舵舟试图通过追溯华为,任正非的相关资料,来找到一些线索,没想到发现了宝藏——从1994年-2011年,任正非的67篇亲笔文章。通读这些资料,我们可以找到华为言行背后的逻辑

  逻辑一:不迎合群众

  任正非最有名的文章之一,要属2000年写的《华为的冬天》。这篇文章中,任正非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——安安静静地应对外界议论,希望全体员工对待媒体保持低调。华为又不是上市公司,只要对政府负责,遵纪守法好好缴税,对企业有效运行负责就行了。早在19年前,任正非就说了——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,我们不要去参与。我们有的员工到网上辩论,是帮公司的倒忙。国家的事儿由国家管,政府的事儿由政府管,社会的事儿由社会管。员工应该干什么?把精力用到本职工作上,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,特别是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。

  这不,前两天任正非在接受采访中,就批了孟晚舟发布公开信不合适:“人民都忙着要干活,要创造财富,争取改善自己的收入,不能消耗太多精力来跟她一起感受。”

看了任正非67篇文章,找到了“华为之刚”背后的逻辑

  任总的价值观真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稳定。他在18年前,也就是2001年的文章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开篇几乎说了同样的话:“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,这样会引起争论,国家纸(当年的报纸)太贵,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。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,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,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。他们主要是不了解,我们也没有介绍,了解就好了。”

  关于不参与讨论,不迎合群众的道理,任正非在2000年讲了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故事。拉宾主张以土地换和平,因为一旦阿拉伯人强大起来,他们又会流离失所,2000年后还能不能回来就说不一定了。但是拉宾的理念受到了极右势力的反对,他们骂拉宾是叛徒,卖国贼。而沙龙是强硬派,会为犹太人争取近期利益,所以人们拥护他。在任正非眼里,前者是领袖,而后者是短视的政客。他的观点是:“我们的领导都不要迎合群众,但推进组织目的,要注意工作方法。”

  从这条逻辑就可以了解到,为什么在舆论滔天的情况下,华为除了有一次官方回复后,再没有任何声音的原因了。如果这条逻辑被严格执行,除了孟晚舟挨批以外,爱在朋友圈说话的余承东同学,尽管是一腔热血,估计也会挨批吧。

  逻辑二:化危机为机会

 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,穿越了多次周期,按照正常的创业逻辑,遇到的危机应该数不胜数了。2000年,任正非在《华为的冬天》里提到:“十年来,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,对成功视而不见,也没有什么荣誉感,自豪感,而是危机感。”2004年,任正非再次提笔:“冬天也是可爱的,并不是可恨的,我们如果不经过一个冬天,我们的队伍一直飘飘然是非常危险的,华为千万不能骄傲。”

  做企业的人都有感受,每一次企业遇到的危机,都是获得迭代甚至重生的好机会。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华为历史上的三场危机。

  第一场危机:山头林立

  华为在1996年,经历了一场危机。起源是因为业务的迅猛发展,团队从上一年的800人增长到了2400人。人多了事情就多,当时已经出现了山头林立,思想混乱的局面了。从草莽式发展到规模化发展,在当下依然是很多公司迈不过去的坎儿。对于当年年轻的华为,也同样如此。任正非和他的团队是怎么化解了这个危机的呢?

  第一,在孙亚芳的带领下,整个市场部来了一场大辞职,对固化的干部进行一次大整顿。这次大辞职在华为的历史上影响深远,直至三四年后,任正非还会带着团队复盘此事——为华为打下了干部能上能下的文化基础。

  第二,任正非引进了人大教授六君子,花了三年时间拟定了《华为基本法》。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:第一,华为为什么成功?第二,支撑华为成功的关键要素有哪些?第三,华为要取得更大的成功还需要哪些成功要素?六君子之一的吴春波教授事后回顾,其实《华为基本法》确定之时,就是基本法作废之时,重要的是这三年整个团队不断寻求答案,直至统一思想的过程。

  第二场危机:无人能制衡老板权力

  华为在2002年,经历了一场3G危机。简单说来,就是任老板提前预判市场,做了激进的战略决策,结果市场环境并不买单,造成了公司现金流危机。当时公司已经是全员持股了,大家都等着分红,没想到还有折本的可能性。导致员工人心惶惶,还有的要求退股,任老板也罹患抑郁症。最后怎么化解这个事儿的呢?

  据人大博士,华夏基石副总裁苗兆光的介绍,经过咨询公司诊断,当年的华为是一家只有高管,没有高层的公司。尽管有很多副总裁,但这些副总裁只有职位,没有高层决策能力;有职务,没有高层结构。决策者只有老板,不用经过高层讨论。这些描述跟舵舟目前服务的很多成长型创业公司的情况很像。

  华为在2003年实行了轮值总裁值。这个制度的推行源于这场危机的反思: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高管层,成立经营委员会(EMT),对所有的决策进行论证表决,最大限度避免风险。

  第三场危机:舆论危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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